百度 求小说网 有求必应！ 新中华1119 http://www.81ht.com/read/11793.html 全文阅读！求小说网,有求必应！
北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，梳理关系国计民生的若干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、居民收入、城市消费水平，依据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与其他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、城市居民收入与城市消费水平，无疑对考察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增长规模，具有一定的尺度作用与基础理论意义。求小说网 qiuxiaoshuo.com
北宋涉及国计民生的若干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粮食、绢布、食盐、茶叶、酒（曲）等物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基本的消费品，它们作为特殊的商品，对消费者而言，代表了必须的支出；对于生产者而言，其用来交换的部分则代表了必然的收入；对zhèngfǔ而言，还意味着重要的税收来源。尽管一定时期的粮食、绢布、食盐、茶叶、酒（曲）等生活必备品的价格，势必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，但总有一定的变化幅度或变化空间。
1.1粮价。粮食是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必备品，一定时期的粮价可以反映当时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。粮价主要受5个因素制约：①全社会粮食的收获数量。在国家人口数大致稳定时，通常丰年粮价低，荒年粮价就要变高。然而，粮价变低，不一定代表社会富有以及全民购买力增加，所谓谷贱伤农；粮价变高，也不一定说明遇到灾年，全民购买力增加也可能导致受“等价交换”因素制约的粮食价格变高。交换粮食，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成果以及各种劳动成果的丰足程度。②社会可供流通的金属货币数量与民众持有的货币数量。不同时期的粮价高低不一样，不一定准确反映了粮食的稀缺程度，民众手头金属货币拥有量增加，粮价可能变高。世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不足，可导致粮价变低。如苏辙诗云：“钱荒粟帛贱如土，榷峻茶盐不成市。”（《栾城集卷九》）③同一年份不同地区的粮食收获量不同，丰收地区的粮食能够流入歉收地区而平抑粮价。④国家动用粮食储备，对粮价施加影响。⑤粮食与其他商品之间实现等价交换的程度。
分析《宋史#8226;食货志》（表1）可以看出，北宋米价随农业收成的变化，每斗米的价格变化幅度大致在40～100钱之间，开国初曾出现过斗米10余钱，尔后也曾“斗米有至四百”钱，但这都是比较特殊的时期出现的现象，不具代表xìng。（注：宋制1石等于10斗，1石等于120斤，1斤等于16两，每斤相当如今的633克）
杭州地处江南鱼米之乡，粮食价格变化能一定程度反映国家的民生状况。元祐时期（1086～1093），苏轼任杭州地方长官，考察他此时的一系列奏折，可以看出当时米价变化与农业收成的关系。那时“杭州城内，生齿不可胜数，约计四五十万人。里外九县主客户口，共三十余万。”（《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》）每户若以4人计算，杭州城与里外九县人口大致在190万人左右。在苏轼看来，斗米低于30钱以下，那么米价就显得太低了。苏轼在《与程正辅四十七首（之二十九）》说：“……今惠州秋田大熟，米贱伤农，而秋米六万余硕，九分二厘以下纳人户卖米，众人皆云今年米实无价，若官中价钱紧急，人户更不敢惜米，得钱便卖，下稍不过三十文足。”如果斗米高达90钱以上，米价就显得太高了。元祐四年（1089）11月，苏轼在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》中反映：“勘会浙西七州军，冬chūn积水，不种早稻，及五六月水退，方插晚秧，又遭干旱，早、晚俱损，高下并伤，民之艰食，无甚今岁。见今米斗九十足钱，小民方冬已有饥者。”翌年2月，他在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》中指出：“……杭州自来土产米谷不多，全仰苏、湖、常、秀等州般运斛斗接济，若数州不熟，即杭州虽十分丰稔，亦不免为饥年。自去岁十月以后，米价涌长，至每斗九十足钱。近岁浙中难得见钱，每斗九十，便比熙宁以前百四五十，因粜常平米，每rì不下五六万人争籴，方免饿殍。”元祐六年（1091）7月，苏轼在奏折在反映：“杭州rì粜三千石，过七月，无米可粜，人情汹汹，朝不谋夕，但官场一旦米尽，则市价倍踊，死者不可胜数，变故之生，恐不可复以常理度矣。”（《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》）
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，宋初就建立了“常平义仓”制度，由户部右曹掌管，“以常平之法平丰凶、时敛散……以义仓振济之法救饥馑、恤艰扼”。（《宋史#8226;职官》）“乾德（961～967）初，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，岁输二税，石别收一斗。……淳化三年（992），京畿大穰，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，增价以籴，虚近仓贮之，命曰常平，岁饥即下其直予民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屯田常平义仓》）尽管如此，国家有时仍不能保证粮食安全，如熙宁时期，浙江发生最严重的灾情，“饿死五十余万人”。苏轼奏折中披露：“两浙市易出钱百万缗，民无贫富，皆得取用，而米不可得，故曳罗纨，带金玉，横尸道上者，不可胜计。”（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》）“（臣）又在浙西累岁，亲见水灾，中民之家有钱无谷，被服珠金，饿死于市。”（《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》）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，粮食生产严重歉收，国库存粮告罄，尽管拿出“百万缗”金钱赈灾，有钱也买不到粮食，“曳罗纨，带金玉”、“被服珠金”，“横尸道上者，不可胜计”，甚至连中产之家也难以幸免。“罗纨金玉珍珠”虽然是财富的象征，但当发生粮食危机时，却无法救命。
元祐时期，浙江用来平抑粮荒的价格大约是每斗67～70钱。苏轼在《相度准备赈济第四状》中提到：“见今苏、湖、杭、秀等州，米价rì长，杭州所籴粗米，以备出粜，每斗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钱，犹自收籴不行，恐须至更添钱招买，方稍足用。”由此推测，一般年景，国家用来收购大米的价格应该低于67钱，大约在50～60钱之间浮动，若低于斗米50钱，那么谷贱势必伤农了。
在浙江遇到灾情的元祐时期，苏轼在《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》中提到了其他地区粮价问题，他说：“……勘会本州见管封桩陕西军兵请受及禁军阙额粳米三千七百余石，估定每斗八十文，小麦三万三千余石，估定每斗六十文，绿豆二千一百余石，估定每斗五十五文，粟米三百余石，估定每斗九十文，豌豆五千一百余石，估定每斗六十文。淮条，许估定价例出粜。除勘会本州军粮粳米年计不足，今将转运司钱兑籴上件封桩粳米充军粮外，其余小麦、绿豆、粟米、豌豆可以奏请擘画钱物，尽数兑籴，准备赈济流民。”粳米每斗80钱，小麦每斗60钱，绿豆每斗55钱，粟米每斗90钱，豌豆每斗60钱，这是国家遇到荒年时较高的粮价，无疑在一般年景，这些粮食都要低于上述价格。
北宋东京消费的粮食，主要靠调拨各地的粮食来解决。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了元丰时期开封府的城市人口规模：“户。主一十八万三千七百七十，客五万一千八百二十九。”主、客户共计234799户。每户平均人口按照5人计算，东京大约有117.4万人。若根据漕运粮食的数量，东京人口最多时期，实际要超过200万人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云：“漕运宋都大梁，有四河以通漕运：……至太平兴国初，两浙既献地，岁运米四百万石。……太平兴国六年，汴河岁运江、淮米三百万石，菽一百万石；黄河粟五十万石，菽三十万石；惠民河粟四十万石，菽二十万石；广济河粟十二万石：凡五百五十万石。非水旱蠲放民租，未尝不及其数。至道（995～997）初，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。大中祥符（1008～1016）初，至七百万石。”又云：“自熙宁以来，其法始变，岁运六百万石给京师外，诸仓常有余蓄。”若以人均每年消费3石粮食计算，大中祥符时期京师人口（包括驻军、流动人口）可达233万人。表1《宋史#8226;食货志》中记载的某些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物价变化情况
品名与价格出处
米（斗）40～100文（400文）
其曰坐仓：熙宁二年，令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，计价支钱，复储其米于仓。王珪奏曰：“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，今京师乏钱，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，此极非计。”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)
(熙宁三年)判大名府韩琦言:去岁河朔丰稔，米斗不过七八十钱，若乘时多敛，俟贵而粜，不唯合古制，无失陷，兼民被实惠，亦足收其羡赢。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屯田常平义仓》）
侍御史毛注言：“当时（元丰旧制）商旅皆悦，争运粮草，入于边郡。商贾既通，物价亦平；官司上下，无有二价，斗米止百余钱，束草不过三十；边境仓廪，所在盈满。自崇宁来钞法屡更……致使官价几倍于民间，斗米有至四百，束草不下百三十余钱，军储不得不阙，财用不得不匮。”
绢（匹）1000～1500文
太平兴国二年，江西转运使言：“本路蚕桑数少，而金价颇低。……绢上等旧估匹一千，今请估一千三百，余以次增损。”从之。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方田赋税》)神宗即位……令次年输绢，匹为钱千，随夏税初限督之。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)
熙宁三年，御史程颢言：“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，增数抑配，率千钱课绢一匹，其后和买并税绢，匹皆输钱千五百。”（同上）布（匹）
150～300文（1360文）
皇祐中，诏：“广西赋布，匹为钱二百。如闻有司擅损其价，重困远人，宜令复故。”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方田赋税》)
自天圣间，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，民甚便之。（同上）
咸平初，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言：“准诏课植桑枣，岭外唯产苎麻，许令折数，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，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。”至是，三司请以布偿刍直，登、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，沂布千一百，仁宗以取直过厚，命差减其数。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)
登、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，沂布千一百，仁宗以取直过厚，命差减其数。(同上)
盐（斤）
20～160文
“初，盐课听以五分折银、绸、绢，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……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》）
太平兴国三年，石拾遗郭泌上言：“剑南诸州官粜盐，斤为钱七十。盐井浚深，鬻盐极苦，樵薪益贵，辇之甚艰，加之风水之虞，或至漂丧；豪民黠吏，相与为jiān，贱市于官，贵粜于民，至有斤获钱数百，官亏岁额，民食贵盐。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，则豪猾无以规利，民有以给食。”从之。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》）
淳熙三年……漕臣赵公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。（同上）
元祐元年……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，斤为钱百二十，近岁碱泉减耗，多杂沙土；而梓、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，价止七八十。（同上）
茶（斤）
15～917文
茶有二类，曰片茶，曰散茶。……买腊茶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，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，散茶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；鬻腊茶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，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，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。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》）
天圣元年，……首考茶法利害，……如鬻舒州罗源场茶，斤售钱五十有六，其本钱二十有五，官不复给，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。（同上）
酒曲（斤）1
50～250文
自chūn至秋，酝成即鬻，谓之“小酒”，其价自五钱至三十钱，有二十六等；腊酿蒸鬻，候夏而出，谓之“大酒”，自八钱至四十八钱，有二十三等。凡酝用粳、糯、粟、黍、麦等及曲法、酒式，皆从水土所宜。诸州官酿所费谷麦，准常籴以给，不得用仓储。酒匠、役人当受粮者给钱。凡官曲，麦一斗为曲六斤四两。卖曲价：东京、南京斤直钱百五十五，西京减五。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酒坑冶矾香附》）
（元丰）二年，诏：“在京鬻曲，岁以百二十万斤为额，斤直钱二百五十，俟鬻及旧额，令复旧价。”（同上）
1.2绢价。宋代绢以“匹”来度量。北宋对绢的标准宽度、长度与重量的规定是：“自周显德中，受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，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，疏薄短狭、涂粉入药者禁之；河北诸州军重十两，各长四十二尺。宋因其旧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）北宋时期的每匹绢的价格大约在1000～1500钱之间（表1）。若每斗米按60钱换算，一匹绢可换大米16.7～25斗。
宋时“和买”是官府为了保证庞大常备军的军需供应，向民间购买丝麻等产品。为此，官府需在丝麻产区置场“和买”各种产品。“和买”实质是一种带强制xìng的收购制度，也就是用较低的价格来收购，具有变相赋税xìng质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记载：熙宁三年御史程颢的奏折曾反映“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，增数抑配，率千钱课绢一匹，其后和买并税绢，匹皆输钱千五百。”大观（1107～1110）初，“江西十郡和买数多，法一匹给盐二十斤，比钱九百，岁预于十二月前给之。”可见，“和买”每匹绢的最高价曾达到1500钱，而最低价曾达到900钱。正如“谷贱伤农”一样，每匹绢给值900钱，同样也是“绢贱伤民”。
绢的具体价格还与质量等级密切相关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方田赋税》说：“太平兴国二年，江西转运使言：‘本路蚕桑数少，而金价颇低。今折徵，绢估少而伤民……绢上等旧估匹一千，今请估一千三百，余以次增损。’从之。”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方田赋税》)也就是说，在太平兴国时期，上等的绢每匹“旧估”为1000钱，时价可增加至1300钱。如果绢的品质达不到“上等”，价格自然要打折扣。
除绢以外，北宋还产苎麻布、登（州）布、莱（州）布、端（州）布、沂（州）布等织物，这些织物的价格差别较大，通常布的价格在150～300钱之间，即苎麻布每匹150～200钱；天圣期间，广义的“布”每匹300钱，百姓则乐意接受。登布、莱布、端布每匹1360钱，沂布每匹1100钱，这个价格当时就认为偏高了。（表1）1.3盐价。宋代食盐实行的是官榷专卖制度。食盐以“席”来度量，通常每席为116斤。至道二年，“池盐”曾按“席一百一十六斤半”计算。还有所谓的“大席”，每席为盐二百二十斤，这是“猾商贪吏”相互勾结，用法定的“席值”买盐，从而获得220斤食盐的贪污现象。
食盐按生产方式分为池盐（颗盐）、海盐（末盐）、井盐（末盐）等种类，由于食盐的品质差异很大，甚至等级可以细分到21个级别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会子盐上》说：“盐之类有二：引池而成者，曰颗盐，《周官》所谓盬盐也；鬻海、鬻井、鬻碱而成者，曰末盐，《周官》所谓散盐也。宋自削平诸国，天下盐利皆归县官。官鬻、通商，随州郡所宜，然亦变革不常，而尤重私贩之禁。……颗、末盐皆以五斤为斗，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，有三等。”“末盐之直，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钱，有二十一等。”
生产食盐的成本很低，生产方法也比较简单，加之国家实行专卖制度，所以收购价格显得很低，而卖出的价格很高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》指出：宋仁宗时，“河东唯晋、绛、慈、隰食池盐，余皆食永利盐。其入官，斤为八钱或六钱，出为钱三十六”。说明池盐（颗盐）每斤的实际生产成本要低于8～6钱。若考察北宋各地的盐价，大致在20～160钱之间（表1），每斤36钱已获利甚丰，如果高出36钱应该算是暴利了。尽管生产川盐（井盐）的成本可能要高于池盐（颗盐）许多，如果“豪民黠吏，相与为jiān，贱市于官，贵粜于民，至有斤获钱数百，官亏岁额，民食贵盐”，那么巨额的盐利，并非官府所得，都被jiān商污吏化公为私了。
盐价过高时，国家也常采取拿出库存来平抑盐价的办法。《梦溪笔谈#8226;官政一》（卷十一）云：“运盐之法，凡行百里，陆运斤四钱，船运斤一钱，以此为率。”“京师食盐，斤不足三十五钱，则敛而不发，以长盐价；过四十，则大发库盐，以压商利。使盐价有常，而钞法有定数。行之数十年，至今以为利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运盐（贩盐）是可以加价的，每贩运100里，陆运每斤可加价4钱，船运每斤可加价1钱，当京城每斤食盐市场交易价在35钱以下时，这是百姓可以接受的价格，当食盐长的40钱以上时，zhèngfǔ就要卖出库存的食盐来“压商利”。官方认可的最高盐价，上限每斤是40钱。
食盐与粮食之间的比价，北宋有“斗米斤盐之说”。宣和四年（1122），榷货务云：“古有斗米斤盐之说，熙、丰以前，米石不过六七百，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；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，而盐仍旧六十。崇宁会定盐价，买盐折算，酌以中价，斤为钱四十，今一斤三十七钱，亏公稍多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中》）也就是说，北宋的惯例是，1斤盐相当1斗米的价钱。熙宁、元丰以前大约60～70钱。而多数情况是，食盐的平均价格大约是1斤值40钱。显然，当粮食稀缺、米价上涨时，榷货务要求盐价与米价挂钩（每盐斤250～300钱），是非常不适宜的，因为在相同的自然生产条件下，盐业生产成本要比粮食生产低得多。
盐价成本低而获利高，官府也常用食盐充当等价物，通过“和买”、“预买”绸绢的办法，变相增加赋税。苏轼在《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》中指出：“臣今看详，内蚕盐钱绢一事，盐本至轻，所折钱绢至重。只如江都县每支盐六两，折绢一尺。盐六两，元价钱一十文五分足，绢一尺，价钱二十八文一分足。其支盐纳钱者，每盐五斤五两，纳钱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，比元价买盐每斤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。又将钱折麦，所估麦价至低。”可以看出，“盐本至轻，所折钱绢至重”，江都县“和买”、“预买”一尺绢，只付给“盐六两”，而“六两盐”实际价值是10.5钱，一尺绢的实际价值则为28.1钱。“和买”、“预买”食盐则必须用钱来交纳，“支盐纳钱者”每交纳“五斤五两”盐额的现钱为331钱8分，比实际市场价格（28钱/斤）要多缴183钱（实际盐钱为148钱）。
生产食盐的技术含量低，只要有盐水资源，老百姓都能自产，因此官方为打击私盐制定的盐法十分严酷。苏轼在《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》中披露：“每执笔断犯盐者，未尝不流涕也。……（食盐生产极容易）民肯舍而不煎，煎而不私卖乎？顷者两浙之民，以盐得罪者，岁万七千人，终不能禁。”“两浙之民”每年因私盐获罪的人数确实十分惊人，百姓自产食盐，显然不能排除自产自用，因为若食用官府的高价食盐，1～2斤盐几乎要与1斗米的价格等值了，而盐比稻米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。
1.4茶价。与食盐一样，宋代茶叶实行的也是专卖制度。择产茶的“要会之地，设榷货务”，同时“官自为场，置吏总之，谓之山场”，采茶之民受官吏管理，谓之园户。“岁课作茶输租，余则官悉市之。其售于官者，皆先受钱而后入茶，谓之本钱；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，谓之折税茶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）《梦溪笔谈#8226;官政二》云：“本朝茶法：乾德二年，始诏在京、建州、汉、蕲口各置榷货务。五年，始禁私卖茶，从不应为情理重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删定禁法条贯，始立等科罪。”
茶叶以“斤”来度量，通常每斤为16两。茶有片茶、散茶等种类，不同的茶叶品种有不同的质量等级，有的甚至分出190个等级。由于茶叶的品种、质量、等级繁多，所以价格变化很大，大致每斤在15～917钱之间。
1.5酒曲价。宋代户部的职能之一就是掌“榷酒”，“以供邦国之用”。置“监当官，掌茶、盐、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，诸州军随事置官，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，岁终课其额之登耗以为举刺。”（《宋史#8226;职官》）州城内皆置酒务，百姓可以酿酒，定有岁课。百姓只能使用官方制造的酒曲，用现钱购买。正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酒坑冶矾香附》云：“酒宋榷酤之法：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，县、镇、乡、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，若有遗利，所在多请官酤。三京官造曲，听民纳直以取。”北宋官方的酒曲价每斤在150～250钱之间。酿造的酒类有“小酒”与“大酒”之分，“小酒”分为26个等级，每斤5～30钱；“大酒”分为23个等级，每斤8～48钱。（表1）京城官卖酒曲，中期年配额可达120～180万斤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卷二百九十九）云：“诏在京卖曲，以百二十万斤为岁额，斤钱二百五十，候卖及旧额，复旧价，酒户所负白糟、糯米钱，更展限二年带纳。京师曲法，自熙宁四年定以百八十万斤为岁额，斤钱二百。”
《梦溪笔谈#8226;辨证一》曾探讨酿酒与消耗粮食的关系问题：“余以制酒法较之，每粗米二斛，酿成酒六斛六斗。今酒之至醨者，每秫一斛，不过成酒一斛五斗。”此处的“量制”，使用的是“旧制”，即1石=2斛，1斛=10斗，1斗=10升。“醨”：味不浓烈的酒；“秫”：黏高粱。就是说，1斛高粱可酿造1.5斛酒，1斛粗米可酿造3.3斛酒。北宋诗歌中反映1斗好酒可以卖到100钱左右，如苏轼《蜜酒歌（并叙）》云：“西蜀道士杨世昌，善作蜜酒，绝醇酽。……百钱一斗浓无声，甘露微浊醍醐清。”王安石《后元丰行》亦云：“百钱可得酒斗许，虽非社rì长闻鼓。”以此为据，1斛（10斗）高粱若酿成好酒，大约可卖1500钱左右。
北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
北宋社会发展虽长期受到边境战争的制约，但还算相对长治久安。国家安定促进了经济繁荣，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，城市人口膨胀，城市手工业、商业和运输业、服务行业逐渐扩张，这些蓬勃发展的产业为居民提供了从业机会与收入来源，也兴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经济。北宋的官吏阶层及其家庭，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构成之一。北宋官员的“月俸”包括货币、粮食、绢、薪、蒿、炭、盐、茶、纸等物品。“奉录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，凡四十一等。”其中货币收入，最高的“宰相，枢密使，月三百千”，最低的吏大约每月货币收入为500钱。其中有三百千、二百千、百二十千、九十千、八十千、六十千、五十五千、四十五千、三十五千、三十千、二十九千、二十千、十八千、十七千、十五千、十四千、十三千、十二千、十千、八千、五千、三千、二千、一千五百、一千、七百、五百等级别，譬如：“河南府河南、洛阳县令，三十千。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，二十千；簿、尉，十二千。七千户已上令，十八千；簿、尉，十千。五千户已上令，十五千；簿、尉，八千。三千户已上令，十二千；簿、尉，七千。不满三千户令，十千；簿、尉，六千。”（《宋史#8226;职官#8226;奉禄制上）
对于县级以下的官吏来讲，月俸9000～3000钱便属收入微薄之列，假如家庭人口较多，那么必须“兼农商之利”才能养家糊口，即家中必须有其他的劳动者，从事“农商”等职业以添补生活开支。王安石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说：“方今制禄，大抵皆薄。自非朝廷侍从之列，食口稍众，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。其下州县之吏，一月所得，多者钱仈jiǔ千，少者四五千，以守选、待除、守阙通之，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，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，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。”苏洵老年时，曾上书韩丞相“乞一官职”。“跑官要官”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禄养活家庭，他说：“洵年老无聊，家产破坏，yù从相公乞一官职。……复有求于相公者，实以家贫无赀，得六七千钱，诚不足以赡养，又况忍穷耐老，望而未可得邪。”（《上韩丞相书》）可以看出，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000～6000钱收入，虽然不算富裕，但这样的家庭就能够维持大致的生活消费了。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记载了元丰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，如均州、邓州三万人，为鄜州、延州运输军用物质，“rì支米钱三十、柴菜钱十文，并先并给”；而陕西都转运司从“诸州差雇车乘人夫”，“人rì支米二升、钱五十”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卷三百四十三）云：元丰七年，“诏：鄜延、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，许和雇人，rì支钱百、米二升，禁军愿就雇者听。”大致是，每个劳役每月可收入1500～3000钱，米60升左右。但是，有些参与特殊工程项目的役夫，工价较高。譬如元祐元年，苏辙在奏章中说：“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，因此汴水浅涩，沮隔官私舟船。……民间每夫rì雇二百钱，一月之费，计二百四十万贯，而汴水浑浊，易得填淤，明年又须开淘，民间岁岁不免此费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七十）可见，当米价较低时（如斗米80钱以下），每夫rì雇200钱比每rì100钱、2升米，其收益显得要高一些。
医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。王安石在《处士征君墓表》中称赞一个姓杜的医生，会写诗词文章，行医则“无贫富贵贱，请之辄往。与之财，非义辄谢而不受”。杜医生在自己的寓所为人看病，“rì得百数十钱则止，不更筮也”。看来杜医生非常讲医德，不愿多收钱，甚至减免穷人的钱，如果愿意多看病，收入本可多一些，每月收入在6000～100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。
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，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，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。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。北宋的首都东京（汴梁）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人口最多、经济最繁荣的都市，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。孟元老自崇宁二年（1103）至建炎元年（1127）北宋覆亡，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，他在撰写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的《序》中描绘东京说：“太平rì久，人物繁阜，垂髫之童，但习鼓舞，班白之老，不识干戈”，“举目则青楼画阁，棱户珠帘，雕车竞争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”，“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，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疱厨”。苏轼亦曾指出：“夫京兆府，天下之所观望而化，王政之所由始也。四方之冲，两河之交，舟车商贾之所聚，金玉锦绣之所积，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。富贵之所移，货利之所眩，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。”（《苏轼集#8226;策别十七首（之四）》）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、商业和运输业、服务行业，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，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。
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，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。北宋的商业税率是：“商税凡州县皆置务，关镇亦或有之；大则专置官监临，小则令、佐兼领；诸州仍令都监、监押同掌。行者赍货，谓之‘过税’，每千钱算二十；居者市鬻，谓之‘住税’，每千钱算三十，大约如此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》）崇宁元年，右仆shè蔡京指出：“祖宗立禁榷法，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，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，食茶之算不在焉，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茶下》）崇宁六年，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指出：“京师商税、店宅务、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会计》）若采用“住税”的标准，即“每千钱算三十”来度量，崇宁时期“京师商税、店宅务、抵当所”反映的工商业的规模大约在3340多万贯，全国经济最兴盛时期的工商业规模（诸州商税）大约在16670万贯左右。
北宋社会的城市消费水平
北宋从建隆元年（960）建立政权，到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覆亡，长达202年。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里，社会发展有动荡期也有平稳期，年成有丰收期也有灾荒期，要系统地探讨社会的消费水平，存在很大的难度，这里只能撷取部分断面，来看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消费水平。
3.1城市建设的消费水平
水利工程：熙宁十年秋天，黄河在澶州曹村埽决口，大水淹至徐州城，经奋力抗洪，城市得以保全。明年，国家拨专款改建徐州“小城，创木岸四”，填平了为拦洪筑堤、在城内取土形成的15个巨型大坑，重修了“澶州灵平埽，水不复至”。苏轼《奖谕敕记》记载了该项工程的开支：“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，起夫四千二十三人，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，米一千八百余斛，募夫三千二十人。”徐州水毁建筑修复加固工程，应该属于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，国家专项开支达3044万，支米1800余斛（宋代1斛=5斗），累计用工7043人。
北宋时，杭州钱塘江航运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cháo水与江中礁石的威胁。先是，“章献皇后临朝rì，以江水有皇天荡之险，内出钱数十万贯，筑长芦，起僧舍，以拯溺者”。尔后，为了解决“长淮之险”，又兴建了“龟山河”工程，支“钱十万贯、米十万石，起夫九万二千人”，虽然减轻了航运之患，但问题未能彻底解决，江中仍有“浮山之险”。苏轼任杭州郡守，“二十年间，亲见覆溺无数”。浮山峙于江中，来往船只触礁沉没，“公私亡失，不知一岁凡几千万”。苏轼根据采访与实地勘察，提出了开凿“石门运河”工程，并山而东，由大慈浦北折至小岭，“凿岭六十五丈”，“度用钱十五万贯，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”，大约需要二年能够建成。福建、两浙士民，听说要“开石门”，“万口同声，以为莫大无穷之利”。（苏轼《乞相度开石门河状》）
（2）文化设施工程：兴建学校是北宋时期全国普遍开展的文化工程。庆历四年三月，“诏天下皆立学，置学官之员”。吉州旧学在夫子庙，校舍狭窄，拟新建学校，筹集到社会捐资“钱一百五十万”，用劳力“二万一千工”，“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”，新校建成后，学者常有300多人。欧阳修称赞吉州学舍说：“学有堂筵斋讲，有藏书之阁，有宾客之位，有游息之亭，严严翼翼，壮伟闳耀，而人不以为侈。”（《吉州学记〈庆历四年〉》）苏轼在《南安军学记》中谈到南安军郡治的学校建设经过，他说“南安之学，甲于江西”，校舍建设“始于绍圣二年之冬，而成于四年之chūn”，“为屋百二十间，礼殿讲堂，视大邦君之居……又以其余增置廪给食数百人”。该项工程属官修民助工程，据称民间捐赠了大量的钱款（没有说明具体的数额），而官方投资为“钱九万三千”贯。
寺院建设。徐州荐诚禅院，建有“铁浮屠十有三级，高百二十尺”。继而又建造“五百罗汉”，花费“钱五百万”，平均每尊罗汉的造价为1万，苏轼专门作《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》，认为：“论事易，作事难；作事易，成事难。”“论必作，作必成者，其功名岂少哉！”钱塘、临安县所管“钱氏坟庙”，由于庙宇旧屋“木植朽损”，“一百余年不曾修治，例皆损塌”，修复工程费用为“一万二千八百九十贯九百九十九文”。（苏轼《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》）湘潭县药师院建造“释迦佛、十八罗汉塑像”，欧阳修说“凡用钱二十万”。（《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〈景祐三年〉》）
（3）公署、营房修缮工程：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，杭州公署“官舍城门楼橹仓库”“大段隳坏”，“使宅楼庑，欹仄罅缝，但用小木横斜撑住，每过其下，栗然寒心”，“军资甲仗库，尤为损坏”，“使院屋倒，压伤手分书手二人”，“鼓角楼摧，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”……苏轼奏请修缮“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”，需要开支“四万余贯”。（苏轼《乞赐度牒修庙宇状》）
元祐八年十月，定州驻军曾修建营房四所：一是“修盖营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间，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，计使价钱一万七千六百九贯六百八十文省”；二是“修盖营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间，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，计使价钱一万五千五贯二百八十一文省”；三是“修盖营房一百一十八间，并合添井眼，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，计使价钱五百五十八贯一百六十七文省”；四是“营房共一十六间，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，计使价钱七十四贯六百一十二文省”。每间营房的造价大致为4.63～4.03贯钱。（苏轼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》）
（4）城廓建设工程：“宿州自唐以来，罗城狭小，居民多在城外。”苏轼提出“展筑外城”工程，即：“展筑外城一十一里有余，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万有余工，每夫用七十省钱，召募雇夫及物料，合用钱一万九千余贯，约五年毕工。”（苏轼《乞罢宿州修城状》）
（5）漕船工程：北宋为了保证京城汴梁的粮食供应，需要调拨江淮大米，南粮北运要仰仗江南的漕运业。漕运一般以“十船为一纲，扬州差军将押赴河yīn”。载重量“一千石”的漕船，“每造一船，破钱一千贯，而实费不及五百贯”。（苏轼《论纲梢欠折利害状》）
3.2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
旅游：苏轼在他的诗作中多次谈到出游的消费水平，估计“数rì游”大约在100钱左右。《初入庐山三首》云：“青山若无素，偃蹇不相亲。要识庐山面，他年是故人。……如今不是梦，真个在庐山。芒鞋青竹杖，自挂百钱游。可怪深山里，人人识故侯。”《赠王子直秀才》云：“万里云山一破裘，杖端闲挂百钱游。五车书已留儿读，二顷田应为鹤谋。水底笙歌蛙两部，山中奴婢橘千头。幅巾我yù相随去，海上何人识故侯。”
（2）药价：“中下品药”一服（一啜）大约1～5钱。元祐时期，苏轼在杭州担任地方长官时遇到饥民疫病大作，利用圣散子“分坊治病，活者甚众”。（《宋史#8226;苏轼传》）苏轼在《圣散子后叙》中说：“《圣散子》主疾，功效非一。去年chūn，杭之民病，得此药全活者，不可胜数。所用皆中下品药，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，所济已及千人。由此积之，其利甚博。凡人yù施惠而力能自办者，犹有所止，若合众力，则人有善利，其行可久……”圣散子“每千钱即得千服”，即一服药的药价是一文钱。《梦溪笔谈#8226;药议》（卷二十六）云：“汤、散、丸，各有所宜。……大率汤剂气势完壮，力与丸、散倍蓰。煮散者一啜不过三五钱极矣，比功较力，岂敌汤势？”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（卷三）曾谈到邵晔用“圣惠方”治病救命的一事，他说：“景德中，邵晔出为西帅，兼领漕事，始请于朝，愿赐圣惠方与材之费，以幸一路。真宗皆从其请，岁给钱五百缗，今每岁夏至前，漕臣制药以赐一路之官吏，盖自晔始。”
当然，一些名贵药材的价格通常是比较高的。譬如苏轼曾记载用以养生的中药——白术，1两可卖到300～600钱。他在《与章子平十五首（之十四）》中云：白术一味，“舒州买者，每两二百足，细碎而有两丝。舒人亦珍之。然其膏润肥厚，远不及宣、湖所出。每裹二斤，五六百足，极肥美，当用此耳。”
城市水价：苏轼在《乞子珪师号状》中谈到元祐五年杭州的水价问题。他说：“沈公井复坏，终岁枯涸，居民去水远者，率以七八钱买水一斛，而军营尤以为苦。”
（4）书画、砚台、笔墨等消费：苏轼作为诗人和艺术家，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涉及书画等文化消费情形。《仆曩于长安陈汉卿家见吴道子画佛……》云：“贵人金多身复闲，争买书画不计钱。”《四菩萨阁记》说：吴道子曾为长安藏经龛大门创作了“八版”画，“阳为菩萨，yīn为天王，凡十有六躯”，有客人“以钱十万”得到其中“两版”并向苏轼展示，“轼归其直，而取之以献诸先君”。《书赠王文甫》说：“王文甫好典买古书画诸物。今rì自言典两端砚及陈归圣篆字，用钱五千。余请攀归圣例，每rì持一两纸，只典三百文。”《书岭南笔》说：“绍圣三年五月二十七rì，过水西，见卖笔者，形制粗似笔，以二十钱易两枝。”《试东野晖墨》云：“世言蜀中冷金笺最宜为墨，非也。惟此纸难为墨。尝以此纸试墨，惟李廷珪乃黑。此墨兖人东野晖所制，每枚必十千，信亦非凡墨之比也。”
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（四笔卷第五）中谈到赵德甫编撰《金石录》的经历，赵德甫常常怀揣500钱去相国寺市场，“市碑文果实归，相对展玩咀嚼”，曾为无钱购买价值20万钱的《牡丹图》而“惋怅者数rì”。
品尝野味：苏轼在《食雉》诗中，谈到消费两只野鸡用了100钱。《食雉》云：“雄雉曳修尾，惊飞向rì斜。……喧呼勇不顾，投网谁复嗟。百钱得一双，新味时所佳。烹煎杂鸡鹜，爪距漫槎牙。”
（6）考试舞弊：欧阳修曾抨击考试舞弊事件，他说：“窃闻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，皆是小纸细书，抄节甚备。每写一本，笔工获钱三二十千。亦有十数人共敛钱一二百千，雇请一人，虚作举人名目，依例下家状，入科场，只令怀挟文字，入至试院，其程试则他人代作。事不败则赖其怀挟，共相传授。事败则不过扶出一人，既本非应举之人，虽败别无刑责，而坐获厚利。”（《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〈嘉祐二年正月知贡举〉》）抄写一本作弊用的、字迹工整的、蝇头小楷答题集（供考试夹带用），每册可获利30000～20000钱；冒名顶替入场考试，可获利100000～200000钱。表明考试舞弊存在一定的市场，替人作弊者愿意为高收益而铤而走险，请人作弊者的家庭也有较富裕的经济实力。
（7）城市生活中的常见消费：《东京梦华录》反映出当时京城的物价水平，好酒“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，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”，街头小吃大约10～20钱，盛小吃的餐具甚至还用上了“一等琉璃浅棱碗”。琉璃是一种低温玻璃，琉璃器皿在我国古代比较稀有，小吃使用琉璃制成的透明的玻璃碗，在北宋时应该属于较为高档的餐具。（表2）如果一rì三餐按小吃标准消费，那么一个游客每天最低饮食消费应为30～60钱。
铁器，每斤大约值80钱。天禧时，“嘉、邛二州所铸（铁）钱，贯二十五斤八两，铜钱一当小铁钱十兼用。后以铁重，多盗熔为器，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钱币》）
铜器，1两大约值50～100钱。熙宁时期，“销熔十钱得jīng铜一两，造作器用，获利五倍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钱币》）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卷二百八十三）记载沈括云：“铜禁既开，销钱以为器者利至于十倍，则钱之在者几何其不为器也？臣以谓铜不禁，钱且尽，不独耗而已。”
战马，1匹大约值30000～25000钱。元丰元年癸未，广南西路经略司“乞选两江武勇峒丁，结成马社，人自买蛮马，每匹官给钱三万。如死，即买填，马主备三分之一，余令社内均出”。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百八十八）元丰六年，“提举河东路保甲王崇拯建议，……依麟府路和市为价，每匹官给钱二十五千，责令买及格马，依五年买足”。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三十九）
沉香，1两大约值700～1000钱。“沉香每两只支钱一百三十文。既不可买，即以等料配香户，下至僧道、乐人、画匠之类，无不及者。官中催买既急，香价遂致踊贵。每两多者一贯，下者七八百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十）白纸及柿油蕉叶扇，每把价值10余钱。“太师文彦博言：‘北使见于紫宸殿，宴垂拱殿，左右内侍执用白纸及柿油蕉叶扇，率不直十余钱。’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百三）
在高档酒楼消费，一顿饭可以花销10000钱以上。欧阳修在他的诗作中多次提及“万钱厨”：“都城百物贵新鲜，厥价难酬与珠比。金盘磊落何所荐，滑台拨醅如玉体。自惭窃食万钱厨，满口飘浮嗟病齿。”（《初食鸡头有感〈嘉祐六年〉》）“西风酒旗市，细雨ju花天。感事悲双鬓，包羞食万钱。”（《秋怀〈治平二年〉》）。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（卷九）揭露高官请客吃饭，一餐宴席之消费有时非常的惊人，他说：“蔡元长为相rì，置讲议司官吏数百人，俸给优异，费用不赀。一rì，集僚属会议，因留饮，命作蟹黄馒头。饮罢，吏略计其费，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。”
东京餐饮业，盛食物的餐具多是用白银制造的，甚至一桌白银质餐具的重量可达100～500两。《东京梦华录#8226;会仙酒楼#8226;民俗》云：“大抵都人风俗奢侈，度量稍宽，凡酒店中不问何人，止两人对坐饮酒，亦须用注碗一副，盘盏两副，果菜碟各五片，水菜碗三五只，即银近百两矣。虽一人独饮，碗遂亦用银盂之类。”“其正酒店户，见脚店三两次打酒，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。以至贫下人家，就店呼酒，亦用银器供送。有连夜饮者，次rì取之。诸jì馆只就店呼酒而已，银器供送，亦复如是。”如果需要某些特殊的服务，还要另外付钱：“更有百姓入酒肆，见子弟少年辈饮酒，近前小心供过，使令买物命jì，取送钱物之类，谓之‘闲汉’。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，或献果子香药之类，客散得钱，谓之‘厮波’。又有下等jì女，不呼自来，筵前歌唱，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，谓之‘礼客’，亦谓之‘打酒坐’。又有卖红sè或果实罗卜之类，不问酒客买与不买，散与坐客，然后得钱，谓之‘撒暂’。如此处处有之。”（《东京梦华录#8226;饮食果子》）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便“贫下人家，就店呼酒，亦用银器供送”，说明收入较低的家庭，也有一定去餐馆消费的经济能力。
从表2可以看出，凡时鲜的农副产品都是比较值钱的。如：冬季黄河所产之鱼，每斤可接近100钱，已高出每斗大米的价格。“粗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”，说明一般的水果每斤大约值10钱左右。新鲜上市的“茄瓠之类”，每对可卖到3000～5000钱；菱角用荷叶包裹，“一裹”可卖到10钱。手工制品也是比较值钱的，“长水桶”每个可卖到1500钱。出门办事，若需要雇佣鞍马，每天的劳务费接近100钱。欧阳修在《风俗记第三》中专门介绍洛阳的一种名贵牡丹——姚黄，需要在前年秋天“立契买之”，来年chūn天根据契约，一手交货一手交钱。姚黄品种是不外传的，有钱人试图购买姚黄的“接头”，洛阳人则“以汤中蘸杀与之”，可卖5000～1000钱。
表2《东京梦华录》反映的物价水平
原文出处其岁时果瓜，蔬茹新上市，并茄瓠之类，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，诸濩分争以贵价取之。卷之一#8226;大内
至朱雀门街西过桥，即投西大街，谓之曲院街，……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，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，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。卷之二#8226;宣德楼前省府宫宇
梅家、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、鸡皮、腰肾、鸡碎，每个不过十五文。卷之二#8226;州桥夜市
其余小酒店，亦卖下酒，如煎鱼、鸭子、炒鸡免、煎燠肉、梅汁、血羹、粉羹之类。每分不过十五钱。卷之二#8226;饮食果子
梢桶如长水桶，面安靥口，每梢三斗许，一贯五百文。卷之三#8226;般载杂卖
诸门桥市井已开，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，叫饶骨头，间有灌肺及炒肺。酒店多点灯烛沽卖，每分不过二十文，并粥饭点心。卷之三#8226;天晓诸人入市寻常出街市干事，稍似路远倦行，逐坊巷桥市，自有假赁鞍马者，不过百钱。卷之四#8226;杂赁
吾辈入店，则用一等琉璃浅棱碗，谓之“碧碗”，亦谓之“造羹”，菜蔬jīng细，谓之“造齑”，每碗十文。卷之四#8226;食店
冬用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，谓之“车鱼”，每斤不上一百文。卷之四#8226;鱼行
惟周待诏瓠羹，贡余者一百二十文足一个，其粗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。卷之六#8226;十六rì
是月茄瓠初出上市，东华门争先供进，一对可直三五十千者。卷之八#8226;四月八rì
（小塑土偶）悉以雕木彩装栏座，或用红纱碧笼，或饰以金珠牙翠，有一对直数千者。卷之八#8226;七夕
鸡头上市，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……士庶买之，一裹十文，用小新荷叶包，糁以麝香，红小索儿系之。卷之八#8226;立秋
城市不同家庭的生活费用：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五月，苏轼由海南回到金陵（南京），为崇因禅院作《观世音菩萨颂（并引）》，其中以贫富二人举例：“其一大富，千金rì费。其一甚贫，百钱而已。”这两个人“皆乐檀施”，尽管富者与贫者每rì的消费水平相差10倍，但就“仁、义、勇、智”的慈善行而言，他们是等同而无差别的。由此也能看出当时的消费水平，贫者rì费是100钱。宋神宗元丰（1078～1085）时，苏轼谪居黄州，在《答秦太虚书》中谈到了rì用开支情况。他说：“初到黄（州），廪入既绝，人口不少，私甚忧之。但痛自节俭，rì用不得过百五十，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，断为三十块，挂屋梁上，平旦用画乂挑取一块，即藏去乂，仍以大竹筒别贮，用不尽者，以待宾客，此贾耘老法也。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，至时，别作经画，水到渠成，不须预虑。……所居对岸武昌，山水佳绝……又有潘生者，作酒店樊口，棹小舟径至店下，村酒亦自醇酽。柑橘椑柿极多，大芋长尺余，不减蜀中。外县米斗二十，有水路可致。羊肉如北方，猪、牛、獐、鹿如土，鱼、蟹不论钱。”此时苏轼囊中羞涩，“廪入既绝”，家用全靠所剩不多的积蓄，支出要jīng打细算，rì用150钱，月用4500钱。以此推断，当时月支出4500钱左右的家庭，生活水准大致处于偏下的消费水平。
苏轼曾有“其一大富，千金rì费。其一甚贫，百钱而已”的感叹，也就是说，富者与贫者的消费差距大致在10倍左右。如果富者每户每天平均消费1000钱，那么其消费水平大致相当“河南府河南、洛阳县令”的“月俸”数（30000钱），贫者每户每天平均消费100钱，每月大约需要支出3000钱，而中等人家每天平均消费若按支出500钱换算，每月需要支出15000钱，其消费水平大致相当“五千户已上”县令的“月俸”数。孟元老描绘东京说：“人烟浩穰，添十数万众不加多，减之不觉少。所谓花阵酒地，香山药海。别有幽坊小巷，燕馆歌楼，举之万数，不yù繁碎。”夜市则通宵达旦，“南通一巷，谓之‘界身’，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，屋宇雄壮，门面广阔，望之森然，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骇人闻见。”根据东京的繁华景象，可推定上、中、下三等人户的比例关系是1∶1∶1，那么此时的京城，应该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家庭，已达到月支出15000钱以上的消费水平。笔者认为，在手工业、服务业极为发达的东京，月收入15000钱、达到中等人户的生活水准并不困难，如上所述，一个桶匠每月卖掉10个“长水桶”（不含税收），就不难实现这一目标。
对于城市中的贫困家庭与无业游民，当遇到非常时期，国家通常会给予一定的救济，譬如：哲宗元祐二年“乙酉，以大雪寒，赐诸军薪炭钱；再令开封府阅坊市贫民，以钱百万计口量老少给之。”“甲午，赐京师厢军诸司人及剩员薪炭钱，其癃老冻馁者，遣官即营中计口给之。畿县贫乏不能自存，及老幼疾病、乞丐之人，应给米豆，勿拘以令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百七）元祐四年丁巳，“诏：‘孤遗给钱米：二十口以上，钱二十贯、米十石；七口以下，十贯、七石；五口以下，七贯、五石；三口以下，二贯、一石。’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百二十九）
综上所述，北宋时期粮食、绢布、食盐、茶叶、酒（曲）等生活必备品的价格的变化幅度或变化空间是：1斗米为40～100文（400文），1匹绢为1000～1500文，1匹布为150～300文（1360文），1斤盐为20～160文，1斤茶为15～917文，1斤酒曲为150～250文。城市消费月支出4500钱（4.5贯）左右的家庭，生活水准大致处于偏下的消费水平；月支出3000钱（3贯）以下的家庭，属于贫困家庭；月支出15000钱（15贯）以上的家庭，属于中等家庭；月支出30000钱（30贯）以上的家庭，属于富裕家庭。分析北宋晚期东京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，此时的京城，应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家庭，消费能力达到了月支出15000钱（15贯）以上中等家庭的消费水平。
参考文献[1]苏辙集，中华书局，2004.[2]宋史#8226;食货志.[3]苏轼集.[4]宋史#8226;职官志.[5]元丰九域志.[6]沈括，梦溪笔谈.[7]续资治通鉴长编.[8]王安石集.[9]苏洵集.[10]孟元老，东京梦华录.[11]欧阳修集.[12]宋史#8226;苏轼传.[13]曾敏行，独醒杂志.[14]洪迈，容斋随笔.
北宋涉及国计民生的若干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粮食、绢布、食盐、茶叶、酒（曲）等物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基本的消费品，它们作为特殊的商品，对消费者而言，代表了必须的支出；对于生产者而言，其用来交换的部分则代表了必然的收入；对zhèngfǔ而言，还意味着重要的税收来源。尽管一定时期的粮食、绢布、食盐、茶叶、酒（曲）等生活必备品的价格，势必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，但总有一定的变化幅度或变化空间。
1.1粮价。粮食是民众最基本的生活必备品，一定时期的粮价可以反映当时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。粮价主要受5个因素制约：①全社会粮食的收获数量。在国家人口数大致稳定时，通常丰年粮价低，荒年粮价就要变高。然而，粮价变低，不一定代表社会富有以及全民购买力增加，所谓谷贱伤农；粮价变高，也不一定说明遇到灾年，全民购买力增加也可能导致受“等价交换”因素制约的粮食价格变高。交换粮食，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成果以及各种劳动成果的丰足程度。②社会可供流通的金属货币数量与民众持有的货币数量。不同时期的粮价高低不一样，不一定准确反映了粮食的稀缺程度，民众手头金属货币拥有量增加，粮价可能变高。世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不足，可导致粮价变低。如苏辙诗云：“钱荒粟帛贱如土，榷峻茶盐不成市。”（《栾城集卷九》）③同一年份不同地区的粮食收获量不同，丰收地区的粮食能够流入歉收地区而平抑粮价。④国家动用粮食储备，对粮价施加影响。⑤粮食与其他商品之间实现等价交换的程度。
分析《宋史#8226;食货志》（表1）可以看出，北宋米价随农业收成的变化，每斗米的价格变化幅度大致在40～100钱之间，开国初曾出现过斗米10余钱，尔后也曾“斗米有至四百”钱，但这都是比较特殊的时期出现的现象，不具代表xìng。（注：宋制1石等于10斗，1石等于120斤，1斤等于16两，每斤相当如今的633克）
杭州地处江南鱼米之乡，粮食价格变化能一定程度反映国家的民生状况。元祐时期（1086～1093），苏轼任杭州地方长官，考察他此时的一系列奏折，可以看出当时米价变化与农业收成的关系。那时“杭州城内，生齿不可胜数，约计四五十万人。里外九县主客户口，共三十余万。”（《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》）每户若以4人计算，杭州城与里外九县人口大致在190万人左右。在苏轼看来，斗米低于30钱以下，那么米价就显得太低了。苏轼在《与程正辅四十七首（之二十九）》说：“……今惠州秋田大熟，米贱伤农，而秋米六万余硕，九分二厘以下纳人户卖米，众人皆云今年米实无价，若官中价钱紧急，人户更不敢惜米，得钱便卖，下稍不过三十文足。”如果斗米高达90钱以上，米价就显得太高了。元祐四年（1089）11月，苏轼在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》中反映：“勘会浙西七州军，冬chūn积水，不种早稻，及五六月水退，方插晚秧，又遭干旱，早、晚俱损，高下并伤，民之艰食，无甚今岁。见今米斗九十足钱，小民方冬已有饥者。”翌年2月，他在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》中指出：“……杭州自来土产米谷不多，全仰苏、湖、常、秀等州般运斛斗接济，若数州不熟，即杭州虽十分丰稔，亦不免为饥年。自去岁十月以后，米价涌长，至每斗九十足钱。近岁浙中难得见钱，每斗九十，便比熙宁以前百四五十，因粜常平米，每rì不下五六万人争籴，方免饿殍。”元祐六年（1091）7月，苏轼在奏折在反映：“杭州rì粜三千石，过七月，无米可粜，人情汹汹，朝不谋夕，但官场一旦米尽，则市价倍踊，死者不可胜数，变故之生，恐不可复以常理度矣。”（《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》）
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，宋初就建立了“常平义仓”制度，由户部右曹掌管，“以常平之法平丰凶、时敛散……以义仓振济之法救饥馑、恤艰扼”。（《宋史#8226;职官》）“乾德（961～967）初，诏诸州于各县置义仓，岁输二税，石别收一斗。……淳化三年（992），京畿大穰，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，增价以籴，虚近仓贮之，命曰常平，岁饥即下其直予民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屯田常平义仓》）尽管如此，国家有时仍不能保证粮食安全，如熙宁时期，浙江发生最严重的灾情，“饿死五十余万人”。苏轼奏折中披露：“两浙市易出钱百万缗，民无贫富，皆得取用，而米不可得，故曳罗纨，带金玉，横尸道上者，不可胜计。”（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》）“（臣）又在浙西累岁，亲见水灾，中民之家有钱无谷，被服珠金，饿死于市。”（《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》）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，粮食生产严重歉收，国库存粮告罄，尽管拿出“百万缗”金钱赈灾，有钱也买不到粮食，“曳罗纨，带金玉”、“被服珠金”，“横尸道上者，不可胜计”，甚至连中产之家也难以幸免。“罗纨金玉珍珠”虽然是财富的象征，但当发生粮食危机时，却无法救命。
元祐时期，浙江用来平抑粮荒的价格大约是每斗67～70钱。苏轼在《相度准备赈济第四状》中提到：“见今苏、湖、杭、秀等州，米价rì长，杭州所籴粗米，以备出粜，每斗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钱，犹自收籴不行，恐须至更添钱招买，方稍足用。”由此推测，一般年景，国家用来收购大米的价格应该低于67钱，大约在50～60钱之间浮动，若低于斗米50钱，那么谷贱势必伤农了。
在浙江遇到灾情的元祐时期，苏轼在《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》中提到了其他地区粮价问题，他说：“……勘会本州见管封桩陕西军兵请受及禁军阙额粳米三千七百余石，估定每斗八十文，小麦三万三千余石，估定每斗六十文，绿豆二千一百余石，估定每斗五十五文，粟米三百余石，估定每斗九十文，豌豆五千一百余石，估定每斗六十文。淮条，许估定价例出粜。除勘会本州军粮粳米年计不足，今将转运司钱兑籴上件封桩粳米充军粮外，其余小麦、绿豆、粟米、豌豆可以奏请擘画钱物，尽数兑籴，准备赈济流民。”粳米每斗80钱，小麦每斗60钱，绿豆每斗55钱，粟米每斗90钱，豌豆每斗60钱，这是国家遇到荒年时较高的粮价，无疑在一般年景，这些粮食都要低于上述价格。
北宋东京消费的粮食，主要靠调拨各地的粮食来解决。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了元丰时期开封府的城市人口规模：“户。主一十八万三千七百七十，客五万一千八百二十九。”主、客户共计234799户。每户平均人口按照5人计算，东京大约有117.4万人。若根据漕运粮食的数量，东京人口最多时期，实际要超过200万人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云：“漕运宋都大梁，有四河以通漕运：……至太平兴国初，两浙既献地，岁运米四百万石。……太平兴国六年，汴河岁运江、淮米三百万石，菽一百万石；黄河粟五十万石，菽三十万石；惠民河粟四十万石，菽二十万石；广济河粟十二万石：凡五百五十万石。非水旱蠲放民租，未尝不及其数。至道（995～997）初，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。大中祥符（1008～1016）初，至七百万石。”又云：“自熙宁以来，其法始变，岁运六百万石给京师外，诸仓常有余蓄。”若以人均每年消费3石粮食计算，大中祥符时期京师人口（包括驻军、流动人口）可达233万人。表1《宋史#8226;食货志》中记载的某些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物价变化情况
品名与价格出处
米（斗）40～100文（400文）
其曰坐仓：熙宁二年，令诸军余粮愿籴入官者，计价支钱，复储其米于仓。王珪奏曰：“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，今京师乏钱，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，此极非计。”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)
(熙宁三年)判大名府韩琦言:去岁河朔丰稔，米斗不过七八十钱，若乘时多敛，俟贵而粜，不唯合古制，无失陷，兼民被实惠，亦足收其羡赢。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屯田常平义仓》）
侍御史毛注言：“当时（元丰旧制）商旅皆悦，争运粮草，入于边郡。商贾既通，物价亦平；官司上下，无有二价，斗米止百余钱，束草不过三十；边境仓廪，所在盈满。自崇宁来钞法屡更……致使官价几倍于民间，斗米有至四百，束草不下百三十余钱，军储不得不阙，财用不得不匮。”
绢（匹）1000～1500文
太平兴国二年，江西转运使言：“本路蚕桑数少，而金价颇低。……绢上等旧估匹一千，今请估一千三百，余以次增损。”从之。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方田赋税》)神宗即位……令次年输绢，匹为钱千，随夏税初限督之。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)
熙宁三年，御史程颢言：“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，增数抑配，率千钱课绢一匹，其后和买并税绢，匹皆输钱千五百。”（同上）布（匹）
150～300文（1360文）
皇祐中，诏：“广西赋布，匹为钱二百。如闻有司擅损其价，重困远人，宜令复故。”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方田赋税》)
自天圣间，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，民甚便之。（同上）
咸平初，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言：“准诏课植桑枣，岭外唯产苎麻，许令折数，仍听织布赴官场博市，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。”至是，三司请以布偿刍直，登、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，沂布千一百，仁宗以取直过厚，命差减其数。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)
登、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，沂布千一百，仁宗以取直过厚，命差减其数。(同上)
盐（斤）
20～160文
“初，盐课听以五分折银、绸、绢，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……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》）
太平兴国三年，石拾遗郭泌上言：“剑南诸州官粜盐，斤为钱七十。盐井浚深，鬻盐极苦，樵薪益贵，辇之甚艰，加之风水之虞，或至漂丧；豪民黠吏，相与为jiān，贱市于官，贵粜于民，至有斤获钱数百，官亏岁额，民食贵盐。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，则豪猾无以规利，民有以给食。”从之。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》）
淳熙三年……漕臣赵公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。（同上）
元祐元年……四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，斤为钱百二十，近岁碱泉减耗，多杂沙土；而梓、夔路客盐及民间贩小井白盐，价止七八十。（同上）
茶（斤）
15～917文
茶有二类，曰片茶，曰散茶。……买腊茶斤自二十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，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，散茶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；鬻腊茶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，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，散茶自十五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十等。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》）
天圣元年，……首考茶法利害，……如鬻舒州罗源场茶，斤售钱五十有六，其本钱二十有五，官不复给，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。（同上）
酒曲（斤）1
50～250文
自chūn至秋，酝成即鬻，谓之“小酒”，其价自五钱至三十钱，有二十六等；腊酿蒸鬻，候夏而出，谓之“大酒”，自八钱至四十八钱，有二十三等。凡酝用粳、糯、粟、黍、麦等及曲法、酒式，皆从水土所宜。诸州官酿所费谷麦，准常籴以给，不得用仓储。酒匠、役人当受粮者给钱。凡官曲，麦一斗为曲六斤四两。卖曲价：东京、南京斤直钱百五十五，西京减五。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酒坑冶矾香附》）
（元丰）二年，诏：“在京鬻曲，岁以百二十万斤为额，斤直钱二百五十，俟鬻及旧额，令复旧价。”（同上）
1.2绢价。宋代绢以“匹”来度量。北宋对绢的标准宽度、长度与重量的规定是：“自周显德中，受公私织造并须幅广二尺五分，民所输绢匹重十二两，疏薄短狭、涂粉入药者禁之；河北诸州军重十两，各长四十二尺。宋因其旧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）北宋时期的每匹绢的价格大约在1000～1500钱之间（表1）。若每斗米按60钱换算，一匹绢可换大米16.7～25斗。
宋时“和买”是官府为了保证庞大常备军的军需供应，向民间购买丝麻等产品。为此，官府需在丝麻产区置场“和买”各种产品。“和买”实质是一种带强制xìng的收购制度，也就是用较低的价格来收购，具有变相赋税xìng质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记载：熙宁三年御史程颢的奏折曾反映“京东转运司和买绸绢，增数抑配，率千钱课绢一匹，其后和买并税绢，匹皆输钱千五百。”大观（1107～1110）初，“江西十郡和买数多，法一匹给盐二十斤，比钱九百，岁预于十二月前给之。”可见，“和买”每匹绢的最高价曾达到1500钱，而最低价曾达到900钱。正如“谷贱伤农”一样，每匹绢给值900钱，同样也是“绢贱伤民”。
绢的具体价格还与质量等级密切相关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方田赋税》说：“太平兴国二年，江西转运使言：‘本路蚕桑数少，而金价颇低。今折徵，绢估少而伤民……绢上等旧估匹一千，今请估一千三百，余以次增损。’从之。”(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方田赋税》)也就是说，在太平兴国时期，上等的绢每匹“旧估”为1000钱，时价可增加至1300钱。如果绢的品质达不到“上等”，价格自然要打折扣。
除绢以外，北宋还产苎麻布、登（州）布、莱（州）布、端（州）布、沂（州）布等织物，这些织物的价格差别较大，通常布的价格在150～300钱之间，即苎麻布每匹150～200钱；天圣期间，广义的“布”每匹300钱，百姓则乐意接受。登布、莱布、端布每匹1360钱，沂布每匹1100钱，这个价格当时就认为偏高了。（表1）1.3盐价。宋代食盐实行的是官榷专卖制度。食盐以“席”来度量，通常每席为116斤。至道二年，“池盐”曾按“席一百一十六斤半”计算。还有所谓的“大席”，每席为盐二百二十斤，这是“猾商贪吏”相互勾结，用法定的“席值”买盐，从而获得220斤食盐的贪污现象。
食盐按生产方式分为池盐（颗盐）、海盐（末盐）、井盐（末盐）等种类，由于食盐的品质差异很大，甚至等级可以细分到21个级别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会子盐上》说：“盐之类有二：引池而成者，曰颗盐，《周官》所谓盬盐也；鬻海、鬻井、鬻碱而成者，曰末盐，《周官》所谓散盐也。宋自削平诸国，天下盐利皆归县官。官鬻、通商，随州郡所宜，然亦变革不常，而尤重私贩之禁。……颗、末盐皆以五斤为斗，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，有三等。”“末盐之直，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钱，有二十一等。”
生产食盐的成本很低，生产方法也比较简单，加之国家实行专卖制度，所以收购价格显得很低，而卖出的价格很高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》指出：宋仁宗时，“河东唯晋、绛、慈、隰食池盐，余皆食永利盐。其入官，斤为八钱或六钱，出为钱三十六”。说明池盐（颗盐）每斤的实际生产成本要低于8～6钱。若考察北宋各地的盐价，大致在20～160钱之间（表1），每斤36钱已获利甚丰，如果高出36钱应该算是暴利了。尽管生产川盐（井盐）的成本可能要高于池盐（颗盐）许多，如果“豪民黠吏，相与为jiān，贱市于官，贵粜于民，至有斤获钱数百，官亏岁额，民食贵盐”，那么巨额的盐利，并非官府所得，都被jiān商污吏化公为私了。
盐价过高时，国家也常采取拿出库存来平抑盐价的办法。《梦溪笔谈#8226;官政一》（卷十一）云：“运盐之法，凡行百里，陆运斤四钱，船运斤一钱，以此为率。”“京师食盐，斤不足三十五钱，则敛而不发，以长盐价；过四十，则大发库盐，以压商利。使盐价有常，而钞法有定数。行之数十年，至今以为利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运盐（贩盐）是可以加价的，每贩运100里，陆运每斤可加价4钱，船运每斤可加价1钱，当京城每斤食盐市场交易价在35钱以下时，这是百姓可以接受的价格，当食盐长的40钱以上时，zhèngfǔ就要卖出库存的食盐来“压商利”。官方认可的最高盐价，上限每斤是40钱。
食盐与粮食之间的比价，北宋有“斗米斤盐之说”。宣和四年（1122），榷货务云：“古有斗米斤盐之说，熙、丰以前，米石不过六七百，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；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，而盐仍旧六十。崇宁会定盐价，买盐折算，酌以中价，斤为钱四十，今一斤三十七钱，亏公稍多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中》）也就是说，北宋的惯例是，1斤盐相当1斗米的价钱。熙宁、元丰以前大约60～70钱。而多数情况是，食盐的平均价格大约是1斤值40钱。显然，当粮食稀缺、米价上涨时，榷货务要求盐价与米价挂钩（每盐斤250～300钱），是非常不适宜的，因为在相同的自然生产条件下，盐业生产成本要比粮食生产低得多。
盐价成本低而获利高，官府也常用食盐充当等价物，通过“和买”、“预买”绸绢的办法，变相增加赋税。苏轼在《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》中指出：“臣今看详，内蚕盐钱绢一事，盐本至轻，所折钱绢至重。只如江都县每支盐六两，折绢一尺。盐六两，元价钱一十文五分足，绢一尺，价钱二十八文一分足。其支盐纳钱者，每盐五斤五两，纳钱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，比元价买盐每斤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。又将钱折麦，所估麦价至低。”可以看出，“盐本至轻，所折钱绢至重”，江都县“和买”、“预买”一尺绢，只付给“盐六两”，而“六两盐”实际价值是10.5钱，一尺绢的实际价值则为28.1钱。“和买”、“预买”食盐则必须用钱来交纳，“支盐纳钱者”每交纳“五斤五两”盐额的现钱为331钱8分，比实际市场价格（28钱/斤）要多缴183钱（实际盐钱为148钱）。
生产食盐的技术含量低，只要有盐水资源，老百姓都能自产，因此官方为打击私盐制定的盐法十分严酷。苏轼在《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》中披露：“每执笔断犯盐者，未尝不流涕也。……（食盐生产极容易）民肯舍而不煎，煎而不私卖乎？顷者两浙之民，以盐得罪者，岁万七千人，终不能禁。”“两浙之民”每年因私盐获罪的人数确实十分惊人，百姓自产食盐，显然不能排除自产自用，因为若食用官府的高价食盐，1～2斤盐几乎要与1斗米的价格等值了，而盐比稻米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。
1.4茶价。与食盐一样，宋代茶叶实行的也是专卖制度。择产茶的“要会之地，设榷货务”，同时“官自为场，置吏总之，谓之山场”，采茶之民受官吏管理，谓之园户。“岁课作茶输租，余则官悉市之。其售于官者，皆先受钱而后入茶，谓之本钱；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，谓之折税茶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盐下茶上）《梦溪笔谈#8226;官政二》云：“本朝茶法：乾德二年，始诏在京、建州、汉、蕲口各置榷货务。五年，始禁私卖茶，从不应为情理重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删定禁法条贯，始立等科罪。”
茶叶以“斤”来度量，通常每斤为16两。茶有片茶、散茶等种类，不同的茶叶品种有不同的质量等级，有的甚至分出190个等级。由于茶叶的品种、质量、等级繁多，所以价格变化很大，大致每斤在15～917钱之间。
1.5酒曲价。宋代户部的职能之一就是掌“榷酒”，“以供邦国之用”。置“监当官，掌茶、盐、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，诸州军随事置官，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，岁终课其额之登耗以为举刺。”（《宋史#8226;职官》）州城内皆置酒务，百姓可以酿酒，定有岁课。百姓只能使用官方制造的酒曲，用现钱购买。正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酒坑冶矾香附》云：“酒宋榷酤之法：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，县、镇、乡、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，若有遗利，所在多请官酤。三京官造曲，听民纳直以取。”北宋官方的酒曲价每斤在150～250钱之间。酿造的酒类有“小酒”与“大酒”之分，“小酒”分为26个等级，每斤5～30钱；“大酒”分为23个等级，每斤8～48钱。（表1）京城官卖酒曲，中期年配额可达120～180万斤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卷二百九十九）云：“诏在京卖曲，以百二十万斤为岁额，斤钱二百五十，候卖及旧额，复旧价，酒户所负白糟、糯米钱，更展限二年带纳。京师曲法，自熙宁四年定以百八十万斤为岁额，斤钱二百。”
《梦溪笔谈#8226;辨证一》曾探讨酿酒与消耗粮食的关系问题：“余以制酒法较之，每粗米二斛，酿成酒六斛六斗。今酒之至醨者，每秫一斛，不过成酒一斛五斗。”此处的“量制”，使用的是“旧制”，即1石=2斛，1斛=10斗，1斗=10升。“醨”：味不浓烈的酒；“秫”：黏高粱。就是说，1斛高粱可酿造1.5斛酒，1斛粗米可酿造3.3斛酒。北宋诗歌中反映1斗好酒可以卖到100钱左右，如苏轼《蜜酒歌（并叙）》云：“西蜀道士杨世昌，善作蜜酒，绝醇酽。……百钱一斗浓无声，甘露微浊醍醐清。”王安石《后元丰行》亦云：“百钱可得酒斗许，虽非社rì长闻鼓。”以此为据，1斛（10斗）高粱若酿成好酒，大约可卖1500钱左右。
北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
北宋社会发展虽长期受到边境战争的制约，但还算相对长治久安。国家安定促进了经济繁荣，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，城市人口膨胀，城市手工业、商业和运输业、服务行业逐渐扩张，这些蓬勃发展的产业为居民提供了从业机会与收入来源，也兴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经济。北宋的官吏阶层及其家庭，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构成之一。北宋官员的“月俸”包括货币、粮食、绢、薪、蒿、炭、盐、茶、纸等物品。“奉录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，凡四十一等。”其中货币收入，最高的“宰相，枢密使，月三百千”，最低的吏大约每月货币收入为500钱。其中有三百千、二百千、百二十千、九十千、八十千、六十千、五十五千、四十五千、三十五千、三十千、二十九千、二十千、十八千、十七千、十五千、十四千、十三千、十二千、十千、八千、五千、三千、二千、一千五百、一千、七百、五百等级别，譬如：“河南府河南、洛阳县令，三十千。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，二十千；簿、尉，十二千。七千户已上令，十八千；簿、尉，十千。五千户已上令，十五千；簿、尉，八千。三千户已上令，十二千；簿、尉，七千。不满三千户令，十千；簿、尉，六千。”（《宋史#8226;职官#8226;奉禄制上）
对于县级以下的官吏来讲，月俸9000～3000钱便属收入微薄之列，假如家庭人口较多，那么必须“兼农商之利”才能养家糊口，即家中必须有其他的劳动者，从事“农商”等职业以添补生活开支。王安石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说：“方今制禄，大抵皆薄。自非朝廷侍从之列，食口稍众，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。其下州县之吏，一月所得，多者钱仈jiǔ千，少者四五千，以守选、待除、守阙通之，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，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，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。”苏洵老年时，曾上书韩丞相“乞一官职”。“跑官要官”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禄养活家庭，他说：“洵年老无聊，家产破坏，yù从相公乞一官职。……复有求于相公者，实以家贫无赀，得六七千钱，诚不足以赡养，又况忍穷耐老，望而未可得邪。”（《上韩丞相书》）可以看出，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000～6000钱收入，虽然不算富裕，但这样的家庭就能够维持大致的生活消费了。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。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布帛和籴漕运》记载了元丰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，如均州、邓州三万人，为鄜州、延州运输军用物质，“rì支米钱三十、柴菜钱十文，并先并给”；而陕西都转运司从“诸州差雇车乘人夫”，“人rì支米二升、钱五十”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卷三百四十三）云：元丰七年，“诏：鄜延、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，许和雇人，rì支钱百、米二升，禁军愿就雇者听。”大致是，每个劳役每月可收入1500～3000钱，米60升左右。但是，有些参与特殊工程项目的役夫，工价较高。譬如元祐元年，苏辙在奏章中说：“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，因此汴水浅涩，沮隔官私舟船。……民间每夫rì雇二百钱，一月之费，计二百四十万贯，而汴水浑浊，易得填淤，明年又须开淘，民间岁岁不免此费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七十）可见，当米价较低时（如斗米80钱以下），每夫rì雇200钱比每rì100钱、2升米，其收益显得要高一些。
医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。王安石在《处士征君墓表》中称赞一个姓杜的医生，会写诗词文章，行医则“无贫富贵贱，请之辄往。与之财，非义辄谢而不受”。杜医生在自己的寓所为人看病，“rì得百数十钱则止，不更筮也”。看来杜医生非常讲医德，不愿多收钱，甚至减免穷人的钱，如果愿意多看病，收入本可多一些，每月收入在6000～100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。
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，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，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。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。北宋的首都东京（汴梁）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人口最多、经济最繁荣的都市，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。孟元老自崇宁二年（1103）至建炎元年（1127）北宋覆亡，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，他在撰写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的《序》中描绘东京说：“太平rì久，人物繁阜，垂髫之童，但习鼓舞，班白之老，不识干戈”，“举目则青楼画阁，棱户珠帘，雕车竞争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”，“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，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疱厨”。苏轼亦曾指出：“夫京兆府，天下之所观望而化，王政之所由始也。四方之冲，两河之交，舟车商贾之所聚，金玉锦绣之所积，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。富贵之所移，货利之所眩，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。”（《苏轼集#8226;策别十七首（之四）》）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、商业和运输业、服务行业，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，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。
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，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。北宋的商业税率是：“商税凡州县皆置务，关镇亦或有之；大则专置官监临，小则令、佐兼领；诸州仍令都监、监押同掌。行者赍货，谓之‘过税’，每千钱算二十；居者市鬻，谓之‘住税’，每千钱算三十，大约如此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》）崇宁元年，右仆shè蔡京指出：“祖宗立禁榷法，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，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，食茶之算不在焉，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茶下》）崇宁六年，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指出：“京师商税、店宅务、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会计》）若采用“住税”的标准，即“每千钱算三十”来度量，崇宁时期“京师商税、店宅务、抵当所”反映的工商业的规模大约在3340多万贯，全国经济最兴盛时期的工商业规模（诸州商税）大约在16670万贯左右。
北宋社会的城市消费水平
北宋从建隆元年（960）建立政权，到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覆亡，长达202年。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里，社会发展有动荡期也有平稳期，年成有丰收期也有灾荒期，要系统地探讨社会的消费水平，存在很大的难度，这里只能撷取部分断面，来看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消费水平。
3.1城市建设的消费水平
水利工程：熙宁十年秋天，黄河在澶州曹村埽决口，大水淹至徐州城，经奋力抗洪，城市得以保全。明年，国家拨专款改建徐州“小城，创木岸四”，填平了为拦洪筑堤、在城内取土形成的15个巨型大坑，重修了“澶州灵平埽，水不复至”。苏轼《奖谕敕记》记载了该项工程的开支：“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，起夫四千二十三人，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，米一千八百余斛，募夫三千二十人。”徐州水毁建筑修复加固工程，应该属于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，国家专项开支达3044万，支米1800余斛（宋代1斛=5斗），累计用工7043人。
北宋时，杭州钱塘江航运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cháo水与江中礁石的威胁。先是，“章献皇后临朝rì，以江水有皇天荡之险，内出钱数十万贯，筑长芦，起僧舍，以拯溺者”。尔后，为了解决“长淮之险”，又兴建了“龟山河”工程，支“钱十万贯、米十万石，起夫九万二千人”，虽然减轻了航运之患，但问题未能彻底解决，江中仍有“浮山之险”。苏轼任杭州郡守，“二十年间，亲见覆溺无数”。浮山峙于江中，来往船只触礁沉没，“公私亡失，不知一岁凡几千万”。苏轼根据采访与实地勘察，提出了开凿“石门运河”工程，并山而东，由大慈浦北折至小岭，“凿岭六十五丈”，“度用钱十五万贯，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”，大约需要二年能够建成。福建、两浙士民，听说要“开石门”，“万口同声，以为莫大无穷之利”。（苏轼《乞相度开石门河状》）
（2）文化设施工程：兴建学校是北宋时期全国普遍开展的文化工程。庆历四年三月，“诏天下皆立学，置学官之员”。吉州旧学在夫子庙，校舍狭窄，拟新建学校，筹集到社会捐资“钱一百五十万”，用劳力“二万一千工”，“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”，新校建成后，学者常有300多人。欧阳修称赞吉州学舍说：“学有堂筵斋讲，有藏书之阁，有宾客之位，有游息之亭，严严翼翼，壮伟闳耀，而人不以为侈。”（《吉州学记〈庆历四年〉》）苏轼在《南安军学记》中谈到南安军郡治的学校建设经过，他说“南安之学，甲于江西”，校舍建设“始于绍圣二年之冬，而成于四年之chūn”，“为屋百二十间，礼殿讲堂，视大邦君之居……又以其余增置廪给食数百人”。该项工程属官修民助工程，据称民间捐赠了大量的钱款（没有说明具体的数额），而官方投资为“钱九万三千”贯。
寺院建设。徐州荐诚禅院，建有“铁浮屠十有三级，高百二十尺”。继而又建造“五百罗汉”，花费“钱五百万”，平均每尊罗汉的造价为1万，苏轼专门作《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》，认为：“论事易，作事难；作事易，成事难。”“论必作，作必成者，其功名岂少哉！”钱塘、临安县所管“钱氏坟庙”，由于庙宇旧屋“木植朽损”，“一百余年不曾修治，例皆损塌”，修复工程费用为“一万二千八百九十贯九百九十九文”。（苏轼《乞桩管钱氏地利房钱修表忠观及坟庙状》）湘潭县药师院建造“释迦佛、十八罗汉塑像”，欧阳修说“凡用钱二十万”。（《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〈景祐三年〉》）
（3）公署、营房修缮工程：苏轼在任杭州知府时，杭州公署“官舍城门楼橹仓库”“大段隳坏”，“使宅楼庑，欹仄罅缝，但用小木横斜撑住，每过其下，栗然寒心”，“军资甲仗库，尤为损坏”，“使院屋倒，压伤手分书手二人”，“鼓角楼摧，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”……苏轼奏请修缮“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”，需要开支“四万余贯”。（苏轼《乞赐度牒修庙宇状》）
元祐八年十月，定州驻军曾修建营房四所：一是“修盖营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间，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，计使价钱一万七千六百九贯六百八十文省”；二是“修盖营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间，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，计使价钱一万五千五贯二百八十一文省”；三是“修盖营房一百一十八间，并合添井眼，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，计使价钱五百五十八贯一百六十七文省”；四是“营房共一十六间，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，计使价钱七十四贯六百一十二文省”。每间营房的造价大致为4.63～4.03贯钱。（苏轼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》）
（4）城廓建设工程：“宿州自唐以来，罗城狭小，居民多在城外。”苏轼提出“展筑外城”工程，即：“展筑外城一十一里有余，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万有余工，每夫用七十省钱，召募雇夫及物料，合用钱一万九千余贯，约五年毕工。”（苏轼《乞罢宿州修城状》）
（5）漕船工程：北宋为了保证京城汴梁的粮食供应，需要调拨江淮大米，南粮北运要仰仗江南的漕运业。漕运一般以“十船为一纲，扬州差军将押赴河yīn”。载重量“一千石”的漕船，“每造一船，破钱一千贯，而实费不及五百贯”。（苏轼《论纲梢欠折利害状》）
3.2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
旅游：苏轼在他的诗作中多次谈到出游的消费水平，估计“数rì游”大约在100钱左右。《初入庐山三首》云：“青山若无素，偃蹇不相亲。要识庐山面，他年是故人。……如今不是梦，真个在庐山。芒鞋青竹杖，自挂百钱游。可怪深山里，人人识故侯。”《赠王子直秀才》云：“万里云山一破裘，杖端闲挂百钱游。五车书已留儿读，二顷田应为鹤谋。水底笙歌蛙两部，山中奴婢橘千头。幅巾我yù相随去，海上何人识故侯。”
（2）药价：“中下品药”一服（一啜）大约1～5钱。元祐时期，苏轼在杭州担任地方长官时遇到饥民疫病大作，利用圣散子“分坊治病，活者甚众”。（《宋史#8226;苏轼传》）苏轼在《圣散子后叙》中说：“《圣散子》主疾，功效非一。去年chūn，杭之民病，得此药全活者，不可胜数。所用皆中下品药，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，所济已及千人。由此积之，其利甚博。凡人yù施惠而力能自办者，犹有所止，若合众力，则人有善利，其行可久……”圣散子“每千钱即得千服”，即一服药的药价是一文钱。《梦溪笔谈#8226;药议》（卷二十六）云：“汤、散、丸，各有所宜。……大率汤剂气势完壮，力与丸、散倍蓰。煮散者一啜不过三五钱极矣，比功较力，岂敌汤势？”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（卷三）曾谈到邵晔用“圣惠方”治病救命的一事，他说：“景德中，邵晔出为西帅，兼领漕事，始请于朝，愿赐圣惠方与材之费，以幸一路。真宗皆从其请，岁给钱五百缗，今每岁夏至前，漕臣制药以赐一路之官吏，盖自晔始。”
当然，一些名贵药材的价格通常是比较高的。譬如苏轼曾记载用以养生的中药——白术，1两可卖到300～600钱。他在《与章子平十五首（之十四）》中云：白术一味，“舒州买者，每两二百足，细碎而有两丝。舒人亦珍之。然其膏润肥厚，远不及宣、湖所出。每裹二斤，五六百足，极肥美，当用此耳。”
城市水价：苏轼在《乞子珪师号状》中谈到元祐五年杭州的水价问题。他说：“沈公井复坏，终岁枯涸，居民去水远者，率以七八钱买水一斛，而军营尤以为苦。”
（4）书画、砚台、笔墨等消费：苏轼作为诗人和艺术家，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涉及书画等文化消费情形。《仆曩于长安陈汉卿家见吴道子画佛……》云：“贵人金多身复闲，争买书画不计钱。”《四菩萨阁记》说：吴道子曾为长安藏经龛大门创作了“八版”画，“阳为菩萨，yīn为天王，凡十有六躯”，有客人“以钱十万”得到其中“两版”并向苏轼展示，“轼归其直，而取之以献诸先君”。《书赠王文甫》说：“王文甫好典买古书画诸物。今rì自言典两端砚及陈归圣篆字，用钱五千。余请攀归圣例，每rì持一两纸，只典三百文。”《书岭南笔》说：“绍圣三年五月二十七rì，过水西，见卖笔者，形制粗似笔，以二十钱易两枝。”《试东野晖墨》云：“世言蜀中冷金笺最宜为墨，非也。惟此纸难为墨。尝以此纸试墨，惟李廷珪乃黑。此墨兖人东野晖所制，每枚必十千，信亦非凡墨之比也。”
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（四笔卷第五）中谈到赵德甫编撰《金石录》的经历，赵德甫常常怀揣500钱去相国寺市场，“市碑文果实归，相对展玩咀嚼”，曾为无钱购买价值20万钱的《牡丹图》而“惋怅者数rì”。
品尝野味：苏轼在《食雉》诗中，谈到消费两只野鸡用了100钱。《食雉》云：“雄雉曳修尾，惊飞向rì斜。……喧呼勇不顾，投网谁复嗟。百钱得一双，新味时所佳。烹煎杂鸡鹜，爪距漫槎牙。”
（6）考试舞弊：欧阳修曾抨击考试舞弊事件，他说：“窃闻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，皆是小纸细书，抄节甚备。每写一本，笔工获钱三二十千。亦有十数人共敛钱一二百千，雇请一人，虚作举人名目，依例下家状，入科场，只令怀挟文字，入至试院，其程试则他人代作。事不败则赖其怀挟，共相传授。事败则不过扶出一人，既本非应举之人，虽败别无刑责，而坐获厚利。”（《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〈嘉祐二年正月知贡举〉》）抄写一本作弊用的、字迹工整的、蝇头小楷答题集（供考试夹带用），每册可获利30000～20000钱；冒名顶替入场考试，可获利100000～200000钱。表明考试舞弊存在一定的市场，替人作弊者愿意为高收益而铤而走险，请人作弊者的家庭也有较富裕的经济实力。
（7）城市生活中的常见消费：《东京梦华录》反映出当时京城的物价水平，好酒“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，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”，街头小吃大约10～20钱，盛小吃的餐具甚至还用上了“一等琉璃浅棱碗”。琉璃是一种低温玻璃，琉璃器皿在我国古代比较稀有，小吃使用琉璃制成的透明的玻璃碗，在北宋时应该属于较为高档的餐具。（表2）如果一rì三餐按小吃标准消费，那么一个游客每天最低饮食消费应为30～60钱。
铁器，每斤大约值80钱。天禧时，“嘉、邛二州所铸（铁）钱，贯二十五斤八两，铜钱一当小铁钱十兼用。后以铁重，多盗熔为器，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钱币》）
铜器，1两大约值50～100钱。熙宁时期，“销熔十钱得jīng铜一两，造作器用，获利五倍。”（《宋史#8226;食货#8226;钱币》）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卷二百八十三）记载沈括云：“铜禁既开，销钱以为器者利至于十倍，则钱之在者几何其不为器也？臣以谓铜不禁，钱且尽，不独耗而已。”
战马，1匹大约值30000～25000钱。元丰元年癸未，广南西路经略司“乞选两江武勇峒丁，结成马社，人自买蛮马，每匹官给钱三万。如死，即买填，马主备三分之一，余令社内均出”。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百八十八）元丰六年，“提举河东路保甲王崇拯建议，……依麟府路和市为价，每匹官给钱二十五千，责令买及格马，依五年买足”。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三十九）
沉香，1两大约值700～1000钱。“沉香每两只支钱一百三十文。既不可买，即以等料配香户，下至僧道、乐人、画匠之类，无不及者。官中催买既急，香价遂致踊贵。每两多者一贯，下者七八百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十）白纸及柿油蕉叶扇，每把价值10余钱。“太师文彦博言：‘北使见于紫宸殿，宴垂拱殿，左右内侍执用白纸及柿油蕉叶扇，率不直十余钱。’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百三）
在高档酒楼消费，一顿饭可以花销10000钱以上。欧阳修在他的诗作中多次提及“万钱厨”：“都城百物贵新鲜，厥价难酬与珠比。金盘磊落何所荐，滑台拨醅如玉体。自惭窃食万钱厨，满口飘浮嗟病齿。”（《初食鸡头有感〈嘉祐六年〉》）“西风酒旗市，细雨ju花天。感事悲双鬓，包羞食万钱。”（《秋怀〈治平二年〉》）。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（卷九）揭露高官请客吃饭，一餐宴席之消费有时非常的惊人，他说：“蔡元长为相rì，置讲议司官吏数百人，俸给优异，费用不赀。一rì，集僚属会议，因留饮，命作蟹黄馒头。饮罢，吏略计其费，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。”
东京餐饮业，盛食物的餐具多是用白银制造的，甚至一桌白银质餐具的重量可达100～500两。《东京梦华录#8226;会仙酒楼#8226;民俗》云：“大抵都人风俗奢侈，度量稍宽，凡酒店中不问何人，止两人对坐饮酒，亦须用注碗一副，盘盏两副，果菜碟各五片，水菜碗三五只，即银近百两矣。虽一人独饮，碗遂亦用银盂之类。”“其正酒店户，见脚店三两次打酒，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。以至贫下人家，就店呼酒，亦用银器供送。有连夜饮者，次rì取之。诸jì馆只就店呼酒而已，银器供送，亦复如是。”如果需要某些特殊的服务，还要另外付钱：“更有百姓入酒肆，见子弟少年辈饮酒，近前小心供过，使令买物命jì，取送钱物之类，谓之‘闲汉’。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，或献果子香药之类，客散得钱，谓之‘厮波’。又有下等jì女，不呼自来，筵前歌唱，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，谓之‘礼客’，亦谓之‘打酒坐’。又有卖红sè或果实罗卜之类，不问酒客买与不买，散与坐客，然后得钱，谓之‘撒暂’。如此处处有之。”（《东京梦华录#8226;饮食果子》）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便“贫下人家，就店呼酒，亦用银器供送”，说明收入较低的家庭，也有一定去餐馆消费的经济能力。
从表2可以看出，凡时鲜的农副产品都是比较值钱的。如：冬季黄河所产之鱼，每斤可接近100钱，已高出每斗大米的价格。“粗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”，说明一般的水果每斤大约值10钱左右。新鲜上市的“茄瓠之类”，每对可卖到3000～5000钱；菱角用荷叶包裹，“一裹”可卖到10钱。手工制品也是比较值钱的，“长水桶”每个可卖到1500钱。出门办事，若需要雇佣鞍马，每天的劳务费接近100钱。欧阳修在《风俗记第三》中专门介绍洛阳的一种名贵牡丹——姚黄，需要在前年秋天“立契买之”，来年chūn天根据契约，一手交货一手交钱。姚黄品种是不外传的，有钱人试图购买姚黄的“接头”，洛阳人则“以汤中蘸杀与之”，可卖5000～1000钱。
表2《东京梦华录》反映的物价水平
原文出处其岁时果瓜，蔬茹新上市，并茄瓠之类，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，诸濩分争以贵价取之。卷之一#8226;大内
至朱雀门街西过桥，即投西大街，谓之曲院街，……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，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，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。卷之二#8226;宣德楼前省府宫宇
梅家、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、鸡皮、腰肾、鸡碎，每个不过十五文。卷之二#8226;州桥夜市
其余小酒店，亦卖下酒，如煎鱼、鸭子、炒鸡免、煎燠肉、梅汁、血羹、粉羹之类。每分不过十五钱。卷之二#8226;饮食果子
梢桶如长水桶，面安靥口，每梢三斗许，一贯五百文。卷之三#8226;般载杂卖
诸门桥市井已开，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，叫饶骨头，间有灌肺及炒肺。酒店多点灯烛沽卖，每分不过二十文，并粥饭点心。卷之三#8226;天晓诸人入市寻常出街市干事，稍似路远倦行，逐坊巷桥市，自有假赁鞍马者，不过百钱。卷之四#8226;杂赁
吾辈入店，则用一等琉璃浅棱碗，谓之“碧碗”，亦谓之“造羹”，菜蔬jīng细，谓之“造齑”，每碗十文。卷之四#8226;食店
冬用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，谓之“车鱼”，每斤不上一百文。卷之四#8226;鱼行
惟周待诏瓠羹，贡余者一百二十文足一个，其粗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。卷之六#8226;十六rì
是月茄瓠初出上市，东华门争先供进，一对可直三五十千者。卷之八#8226;四月八rì
（小塑土偶）悉以雕木彩装栏座，或用红纱碧笼，或饰以金珠牙翠，有一对直数千者。卷之八#8226;七夕
鸡头上市，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……士庶买之，一裹十文，用小新荷叶包，糁以麝香，红小索儿系之。卷之八#8226;立秋
城市不同家庭的生活费用：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五月，苏轼由海南回到金陵（南京），为崇因禅院作《观世音菩萨颂（并引）》，其中以贫富二人举例：“其一大富，千金rì费。其一甚贫，百钱而已。”这两个人“皆乐檀施”，尽管富者与贫者每rì的消费水平相差10倍，但就“仁、义、勇、智”的慈善行而言，他们是等同而无差别的。由此也能看出当时的消费水平，贫者rì费是100钱。宋神宗元丰（1078～1085）时，苏轼谪居黄州，在《答秦太虚书》中谈到了rì用开支情况。他说：“初到黄（州），廪入既绝，人口不少，私甚忧之。但痛自节俭，rì用不得过百五十，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，断为三十块，挂屋梁上，平旦用画乂挑取一块，即藏去乂，仍以大竹筒别贮，用不尽者，以待宾客，此贾耘老法也。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，至时，别作经画，水到渠成，不须预虑。……所居对岸武昌，山水佳绝……又有潘生者，作酒店樊口，棹小舟径至店下，村酒亦自醇酽。柑橘椑柿极多，大芋长尺余，不减蜀中。外县米斗二十，有水路可致。羊肉如北方，猪、牛、獐、鹿如土，鱼、蟹不论钱。”此时苏轼囊中羞涩，“廪入既绝”，家用全靠所剩不多的积蓄，支出要jīng打细算，rì用150钱，月用4500钱。以此推断，当时月支出4500钱左右的家庭，生活水准大致处于偏下的消费水平。
苏轼曾有“其一大富，千金rì费。其一甚贫，百钱而已”的感叹，也就是说，富者与贫者的消费差距大致在10倍左右。如果富者每户每天平均消费1000钱，那么其消费水平大致相当“河南府河南、洛阳县令”的“月俸”数（30000钱），贫者每户每天平均消费100钱，每月大约需要支出3000钱，而中等人家每天平均消费若按支出500钱换算，每月需要支出15000钱，其消费水平大致相当“五千户已上”县令的“月俸”数。孟元老描绘东京说：“人烟浩穰，添十数万众不加多，减之不觉少。所谓花阵酒地，香山药海。别有幽坊小巷，燕馆歌楼，举之万数，不yù繁碎。”夜市则通宵达旦，“南通一巷，谓之‘界身’，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，屋宇雄壮，门面广阔，望之森然，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骇人闻见。”根据东京的繁华景象，可推定上、中、下三等人户的比例关系是1∶1∶1，那么此时的京城，应该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家庭，已达到月支出15000钱以上的消费水平。笔者认为，在手工业、服务业极为发达的东京，月收入15000钱、达到中等人户的生活水准并不困难，如上所述，一个桶匠每月卖掉10个“长水桶”（不含税收），就不难实现这一目标。
对于城市中的贫困家庭与无业游民，当遇到非常时期，国家通常会给予一定的救济，譬如：哲宗元祐二年“乙酉，以大雪寒，赐诸军薪炭钱；再令开封府阅坊市贫民，以钱百万计口量老少给之。”“甲午，赐京师厢军诸司人及剩员薪炭钱，其癃老冻馁者，遣官即营中计口给之。畿县贫乏不能自存，及老幼疾病、乞丐之人，应给米豆，勿拘以令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百七）元祐四年丁巳，“诏：‘孤遗给钱米：二十口以上，钱二十贯、米十石；七口以下，十贯、七石；五口以下，七贯、五石；三口以下，二贯、一石。’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百二十九）
综上所述，北宋时期粮食、绢布、食盐、茶叶、酒（曲）等生活必备品的价格的变化幅度或变化空间是：1斗米为40～100文（400文），1匹绢为1000～1500文，1匹布为150～300文（1360文），1斤盐为20～160文，1斤茶为15～917文，1斤酒曲为150～250文。城市消费月支出4500钱（4.5贯）左右的家庭，生活水准大致处于偏下的消费水平；月支出3000钱（3贯）以下的家庭，属于贫困家庭；月支出15000钱（15贯）以上的家庭，属于中等家庭；月支出30000钱（30贯）以上的家庭，属于富裕家庭。分析北宋晚期东京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，此时的京城，应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家庭，消费能力达到了月支出15000钱（15贯）以上中等家庭的消费水平。
参考文献[1]苏辙集，中华书局，2004.[2]宋史#8226;食货志.[3]苏轼集.[4]宋史#8226;职官志.[5]元丰九域志.[6]沈括，梦溪笔谈.[7]续资治通鉴长编.[8]王安石集.[9]苏洵集.[10]孟元老，东京梦华录.[11]欧阳修集.[12]宋史#8226;苏轼传.[13]曾敏行，独醒杂志.[14]洪迈，容斋随笔.
百度 求小说网 有求必应！ 新中华1119最新章节 http://www.81ht.com/read/11793.html ，欢迎收藏！求小说网,有求必应！